利玛窦的儒袍，郭实猎的炮舰：西方传教士在华三百年

从16世纪末至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展现了其身份定位和传教策略从最初的文化适应者到最终沦为帝国主义扩张工具的深刻演变。这一过程伴随着中西力量对比的戏剧性倾斜，导致了从智识交流、主权冲突到炮舰外交下不平等对话的复杂局面，留下了深刻而矛盾的历史遗产。

早期耶稣会士的文化适应与科学传教

• 利玛窦的策略转型： 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从“西僧”转变为“西儒”，通过钻研儒家经典、使用典雅汉文，融入中国士大夫阶层，以“自上而下”路线寻求立足。
• 科学作为“敲门砖”： 他巧妙利用西方天文、数学、地理（如《坤舆万国全图》）等科学知识作为“虔诚诱饵”，吸引明末精英如徐光启，并合作翻译《几何原本》，但在中国精英眼中，科学的光芒常盖过其宗教目的。
• 神学调和与“利玛窦规矩”： 提出“合儒、补儒、超儒”的神学理念，并形成“利玛窦规矩”，宽容对待祭祖祀孔等中国传统礼仪，以此作为在华传教的基本方针。
• 宫廷影响的巩固： 汤若望（Adam Schall）在明清易代之际，通过精准历法预测（如顺治元年日食），赢得了清廷信任并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则在康熙帝时期教授西方科学、铸造火炮，进一步巩固了耶稣会士在宫廷的地位。

“中国礼仪之争”与中西关系的决裂

• 修会间神学冲突： 17世纪，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进入中国，强烈反对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礼仪（祭祖祀孔）的宽容态度，认为其为偶像崇拜，并反对使用“天”“上帝”称呼天主教唯一神。
• 罗马教廷的禁令： 争论升级后，罗马教廷立场日趋强硬，教皇克莱孟十一世于1704年和1715年发布《禁约》和《自那日起》，明确禁止中国礼仪并要求传教士宣誓遵守。
• 康熙皇帝的介入与愤怒： 康熙帝最初宽容，后裁定中国礼仪为世俗行为；但教皇特使多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来华后，无视康熙解释，强硬推行禁令，激怒康熙帝，最终导致禁教。
• 主权冲突的本质： “礼仪之争”本质上是罗马教廷的普世精神管辖权与中华帝国皇帝的普世政治权威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导致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天主教在华地下化。

郭实猎与传教模式的“不洁联盟”

• 冒险家式传教士： 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Gützlaff）以独立身份活动，身兼医生、翻译、间谍等多重角色，打破传统传教士行为准则。
• 与商业及鸦片贸易共谋： 他主动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怡和洋行合作，搭乘鸦片船沿海探查和传教，为英方搜集情报，并为鸦片战争提供支持，将传教与非法贸易捆绑。
• 传教范式转移： 郭实猎的行动标志着传教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从利玛窦时代的文化适应转向积极与殖民扩张合作，成为西方侵略的先锋。
• “福汉会”的尝试与影响： 创立“福汉会”旨在培训中国本土传教员深入内地，虽因管理不善而失败，但其本土化传教的理念对后来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晚清“容教条款”下的传教与“教案”频发

• 不平等条约的庇护： 鸦片战争后签署的《黄埔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通过“容教条款”赋予传教士在华传教、旅行、购置地产的法律特权。
• “治外法权”的滥用： 传教士及其中国教民（“二毛子”）享有超越中国法律的特权，导致教会成为地方矛盾的焦点，一些不法之徒利用教会庇护横行乡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
• 天津教案（1870）的爆发： 晚清“教案”频繁，其中天津教案最为典型。因仁慈堂谣言、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Victor Fontanier）的傲慢与开枪挑衅，引发民众愤怒，烧毁教堂、杀害传教士和侨民。
• 结构性冲突与社会抵抗：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揭示了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压力下的困境，而“教案”本身是“治外法权”下结构性矛盾的产物，体现了民众对西方殖民权力渗透的社会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