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野: 咱们老说“时势造英雄”,可要说到唐玄宗李隆基,他这“英雄”之路,怎么感觉跟别人不太一样呢?你觉得啊,他早期是怎么在宫廷里那堆血腥阴谋里杀出一条血路,最后坐上龙椅的?
晓曼: 你还别说,他这条上位之路,跟咱们想象中那种“明君”路线,那简直是南辕北辙。你像李世民吧,人家登基前那是真刀真枪地打天下,军事政治才能那叫一个亮眼。可李隆基呢?他是在武则天退位后,唐朝宫廷里乱成一锅粥的时候,靠着一系列特别果断,甚至有点“不讲武德”的手段,比如搞阴谋啊,发动政变啊,才把自己的位子给坐稳了。
原野: 从一个差点被软禁的皇子,到后来手握大权,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让他形成了这种独特的“权力获取大法”?
晓曼: 要说最关键的一场大戏,那绝对是诛杀韦氏集团的政变。当时中宗李显的皇后韦氏,那可是野心勃勃,一心想学武则天,把持朝政,搞得整个朝廷乌烟瘴气。李隆基那时候还是个临淄王,他可真没含糊,果断地联合了自己姑姑太平公主,领着禁军就冲进宫里,把韦后和她的党羽一锅端了。这一仗啊,让他“冲锋陷阵”的形象一下子就立住了,在军中和朝廷里都攒足了威望。这不,为他后来逼他老爹李旦退位,自己当皇帝,奠定了最扎实的基础。
原野: 哎,你这么一说,就有人提出一个特别尖锐的观点了,说李隆基靠的是“阴谋、政变”这些“负面能力”上位的,跟李世民那种“正面能力”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意思是不是说,他从一开始就自带某种“原罪”,为他后来的统治埋了个雷?
晓曼: 这个说法简直是一针见血,特别有意思。可以说,他这种通过铁腕和权谋上位的经历,那是深深地刻在了他的骨子里,直接塑造了他的执政风格。他更相信个人权威和雷霆手段,而不是什么制度和制衡。这种“霸道总裁”式的思维,在他后来的很多决策里都体现得淋漓尽致,也确实给唐朝的由盛转衰埋下了不少隐患,简直是埋了个定时炸弹。
原野: 好家伙,手段是够硬的。那他上位后,是不是就摇身一变,来了个大变活人,展现出了一个明君的样子,去回应那个动荡的时代,开创咱们熟知的“盛世”了?
晓曼: 这就是他复杂的地方了!你还别说,这人啊,真是两面派。他刚一上台,立刻就展现出了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形象。他拜姚崇为宰相,而且几乎是全权放手,采纳了姚崇提出的十条建议,核心就是抑制权贵、广开言路、不搞奢靡、不和群臣拉拉扯扯。他还大刀阔斧地把全国一万两千多名僧尼都裁了,让他们还俗去种地,这在当时可是增加劳动力和税收的有效手段,一下子就有了明君的风范。
原野: 听起来确实是新君新气象啊。如果咱们把当时的唐朝比作一艘在大风大浪里航行的船,李隆基的这些初期善政,就像是给这艘船做了哪些必要的“修补”和“加固”呢?
晓曼: 这个比喻简直是妙笔生花!他这些改革,就像是给那艘在武则天、韦后时期被折腾得够呛的船,来了一次全面的大检修。他清理了船上的腐败分子,比如连自己舅舅王仙童欺压百姓的行为都严惩了,一下子扭转了贵戚横行的风气;他给船减负,把那些冗员都裁了;他还重新设定了航向,强调务实和民生。这些操作啊,让这艘船迅速恢复了元气,看起来焕然一新,就等着扬帆远航了。
原野: 是啊,这些改革的确让大唐表面上焕然一新,但咱们都知道,光鲜亮丽的背后,往往暗流涌动。那在这些善政的背后,李隆基又亲手埋下了哪些“恶政”的种子,对唐朝的政治生态造成了破坏呢?这盛世的底子,是不是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虚”了?
晓曼: 你可算是问到点子上了!是的,这哥们儿,一边建功立业,一边又亲手挖坑。他在推行善政的同时,也出于个人偏好和对权力的绝对控制欲,推行了三大“恶政”,对唐朝的制度造成了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破坏。第一,他亲手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开启了宦官专权的先河,重用了在政变中有功的高力士,把他封为从三品大将军。宫里宦官激增到三千多人,高级宦官近千人,这可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原野: 哎呀,宦官专权,这可是历史剧里常演的戏码啊,真是个大问题。那另外两大“恶政”又是什么?还有啥惊天大雷?
晓曼: 第二条嘛,他把自己的子孙后代全都“圈养”起来,废除了“宗王领兵”的制度,把他们关在所谓的“十王宅”、“百孙院”里,不许他们出阁担任实际职务。这看似是防止宗室夺权,实际上是自断手脚,砍掉了皇权自身的重要臂助和制衡力量。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他为了绕开正常的政府流程,设立了大量的“使职”,比如节度使、采访使。这些人直接对他负责,权力极大且不受约束,简直是给安禄山这种野心家量身定制的舞台,打开了方便之门。
原野: 听你这么一说,李隆基这手笔是真不小啊,这些个人层面的“恶政”已经很令人担忧了。但感觉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是不是还有些唐朝“老毛病”没治好,或者说更深层次,无法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晓曼: Bingo!你算是抓到重点了,这才是更根本的问题。唐朝立国的两大支柱——均田制和府兵制,到了开元年间,实际上已经摇摇欲坠,甚至可以说崩溃了。简单粗暴地说,均田制是国家分给农民土地,农民交税;府兵制是农民闲时为农,战时为兵,自己出装备。但随着土地兼并严重,国家没地可分,农民大量逃亡,这就导致朝廷的税收基础和兵员来源都枯竭了,就是国家没钱也没兵了。
原野: 这可真是要命啊,一个国家要是没钱没兵,那不就是个空壳子嘛。那李隆基当时是怎么“救火”的呢?
晓曼: 他这招啊,简直是“饮鸩止渴”,恰恰把问题推向了恶性循环。为了解决兵员问题,他放弃了府兵制,改用募兵制,也就是花钱招募职业军人。但这导致养兵成本翻了四五倍,财政更加雪上加霜。为了解决钱的问题,他就只能加税,还搞了宇文融式的那种“括户”,也就是全国性的人口和土地普查,说白了就是变着法儿地“薅羊毛”,搜刮民间财富。结果是地方官为了政绩虚报数字,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真是苦不堪言,哀鸿遍野。
原野: 哦,我算是听明白了,这简直是个“死亡螺旋”啊:土地制度崩溃,导致没钱没兵;为了有兵搞募兵,导致财政更恶化;为了有钱就加税,导致百姓逃亡,土地抛荒;结果就是财政和兵员状况持续下滑,环环相扣,一环比一环要命。
晓曼: 你总结得太到位了,完全正确。这就好比一个病人得了慢性病,本来应该慢慢调理。李隆基却给他开了一剂猛药,短期看好像精神了,能打仗了,但实际上是把病人最后一点元气都给透支了。就跟给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短期内是能蹦跶两下,可那是透支生命啊!这个恶性循环一旦开启,这病根儿算是彻底埋下了,就很难再停下来了。
原野: 聊了这么多,咱们也该给李隆基这个“开元盛世”下个定义了。你觉得,这到底是货真价实的黄金时代,还是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样子货”呢?
晓曼: 毫不客气地说,我站“败絮其中”这边。所谓的“开元盛世”,更像是唐朝自建立以来,国力积累到顶峰时自然呈现的一种表象,一个历史惯性下的“回光返照”。李隆基的那些善政啊,都只是流于表面的修补,在表面上“打补丁”,根本没有触及均田制、府兵制崩溃的结构性矛盾。而他推行的那些恶政,却从根本上破坏了唐朝的政治生态,并且加速了那个恶性循环,简直就是往地基里灌毒药。所以啊,咱们今天回过头看,世人眼中的开元盛世,其实内里可能已经烂透了。安史之乱的爆发,那根本不是偶然,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原野: 那你觉得,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他是不是就是个“运气好”的普通皇帝,恰好赶上了唐朝的“巅峰期”?
晓曼: 我觉得这可能性还挺大的。有观点认为,李隆基的个人能力,可能和后来亡国的前秦苻坚、隋朝杨广差不多。他能有这么高的历史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赶上了好时候”,继承的是一个处于上升期末尾的强大帝国。他就是坐在了“巨人的肩膀”上,非但没能把帝国带上新高度,反而亲手给它“挖了个坑”,然后“推了下去”。
原野: 李隆基这哥们儿的故事,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历史这东西,真不是非黑即白。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从他的兴衰中,能学到点啥呢,有哪些超越时代的深刻启示?
晓曼: 我觉得最深刻的一点就是,别光看表面功夫,一个真正的盛世,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国富兵强和歌舞升平。它更关键的,在于其内部制度的健康和韧性,以及领导者是否能有足够的远见和魄力,去洞察并解决那些不易察觉的、根本性的矛盾。不然啊,你这楼盖得再漂亮,地基烂了,塌是迟早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