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大图书馆案杨某某败诉:辅导员证词与肖母说法矛盾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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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高晴: 最近,武汉大学图书馆那件事的一审判决出来了,杨某某败诉。但有意思的是,我看到一篇深度分析文章,开篇就给了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结论:案子是败诉了,有疑点,但“不算诬告”。
若云: 嗯,这个说法确实一下就抓住了重点。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尤其是看了肖某某母亲通过媒体的发声之后,很容易就形成一个“杨某某诬告,导致男同学得了PTSD,家庭破碎”的简单结论。但作者开篇这句“不算诬告”,就像是在提醒我们,这件事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法律的判断和舆论的判断之间,可能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高晴: 对,而且作者还特别强调,杨某某败诉,跟网上那些流传很广的,关于肖同学的“小作文”和聊天记录,关系不大。这就更奇怪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小作文掀起的舆论风波,那核心的争议点到底在哪儿呢?
若云: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我们习惯于被那些充满情绪和故事性的“小作文”牵着鼻子走,因为它们简单、直接、有冲击力。但法律审判看的是证据链。作者这么说,其实是想把我们的视线从舆论的喧嚣中拉出来,去关注那些真正影响判决,但又被大众忽略的核心证据。
高晴: 我明白了,就是说我们可能一直在对着一个靶子猛攻,结果发现真正的战场在别处。不过反过来想,如果说这些“小作文”不是法律上的核心,那为什么它们又能掀起那么大的风浪,甚至对肖同学的家庭造成了那么严重的后果,比如他祖父的去世?
若云: 这恰恰说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网络舆论的一个特点:情绪和叙事的力量,有时候会远远超过事实本身。一篇带有强烈个人情感的文章,能迅速点燃公众的情绪,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在这个场里,人们可能更关心站队,而不是求证。所以,即使这些内容最终没能成为法庭上的关键,它们在现实世界里造成的伤害却是真实而沉重的。
高晴: 所以,这场判决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胜负,更像是对我们这个信息时代里,“真相”到底是怎么被构建出来的一次深刻反思。
若云: 说得太对了。要真正理解这个案子,我们就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判决结果和舆论口水战上,必须得去挖那些被忽视的关键证据。
高晴: 没错,而要真正理解这个案件的深层脉络,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的舆论和判决本身,还需要深入挖掘那些被忽视的关键证据,尤其是来自第三方的证词。接下来,我们就将把目光聚焦到一个至关重要的第三方——肖某某辅导员的证言,看看它如何揭示了事件的核心矛盾。
若云: 在这种双方各执一词的复杂事件里,一个相对中立的第三方的同期证据,价值千金。而肖某某辅导员跟杨某某的那两次对话录音,就是这样的关键证据。
高晴: 我也看到了相关的分析,据说录音里辅导员的说法,和肖某某母亲在公开场合的很多陈述,有非常惊人的矛盾。最核心的就是那个“湿疹辩护”。
若云: 对,这几乎是整个事件里最具颠覆性的一个点了。肖方的核心辩护逻辑一直是:肖同学有严重的皮肤病,也就是湿疹,所以他的行为是无意识的抓挠,不是骚扰。但在这段长达四十多分钟的录音里,作为校方代表的辅导员,全程,一个字都没提“湿疹”或者“皮肤病”。
高晴: 一次都没提?这太不合常理了。如果“湿疹”是真相,那辅导员作为调解人,在跟杨某某沟通的时候,这应该是她最先要拿出来解释清楚的事情啊。
若云: 完全正确。她不仅没提,反而一直在说肖某某“做的不对”、“需要承担责任”,甚至用了“心理层面”、“心理扭曲”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你想想,这两种解释根本就是南辕北辙。这就好比一方说“我的车是刹车失灵才撞了人”,结果他自己的驾校教练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跟受害者说“他这人开车就是有点疯”。这两种说法能同时成立吗?
高晴: 这个比喻很形象。这确实直接动摇了“湿疹辩护”这个根基。那除了这一点,录音里还有别的矛盾吗?
若云: 还有很多。比如肖母一直说杨某某“不配合学校调查”,但录音本身就证明了杨某某主动找辅导员沟通了两次,而且按要求提供了视频证据。再比如,肖母否认提过“经济补偿”,但录音里辅导员明确转述了肖父的提议,说“如果(你需要),这个也可以赔偿,也可以道歉”。
高晴: 等等,道歉信这个事儿我也有印象,好像也有争议。
若云: 对。肖母说她儿子留了真名,但录音里杨某某明确跟辅导员说,道歉信上是个假名,辅导员听了之后也并没有反驳。所以你看,当我们把辅导员的证词和肖母的公开说法并列在一起时,那个核心的矛盾就浮现了,这或许就是‘武大图书馆案杨某某败诉,但辅导员证词与肖母说法矛盾何在’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
高晴: 听你这么一说,我能理解为什么杨某某会那么坚持了。当她手握这些她认为是“铁证”的录音,却发现校方处理停滞,对方的公开说法又和她掌握的情况完全不同时,她可能会觉得正常的渠道走不通了。
若云: 是的,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关键问题:诉诸舆论。当常规程序无法满足诉求时,把事情闹大,似乎就成了一种选择。
高晴: 在武大图书馆事件中,杨某某在校方处理停滞后,选择将事件公之于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诉诸舆-论”。这一举动,无疑让事件迅速发酵,但也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对肖某某家庭造成的严重伤害。
若云: 这就是舆论这把双刃剑最可怕的地方。杨某某选择在校庆前公开,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借舆论的压力来快速解决问题。这种维权心切可以理解,但她也必须“承担公器之重”。她直接披露了对方的姓氏、学院信息,导致对方被迅速人肉,随之而来的网络暴力是毁灭性的。
高晴: 我看到文章里对舆论的批评做了很细致的分类,比如哪些是基于事实的,哪些是主观揣测,哪些是人身攻击。但说实话,在网络上,普通人真的很难分得清。大家的情绪一上来,就是一顿输出。
若云: 的确很难。但作者做这个分类,本身就是一种呼吁。他想提醒大家,在批评一件事的时候,要尽量对事不对人,要警惕那些没有可靠来源的信息,更不要去攻击人家的私德。否则,讨论就会变成无休止的骂战,最后除了仇恨,什么也留不下。
高晴: 嗯,文章里还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说杨某某这种匿名、单向提交证据的维权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点水土不服”。这个“水土不服”怎么理解?
若云: 这个比喻很妙。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就像一个人想去银行取钱,但他既不带身份证,也不去柜台,只是不停地给银行行长发邮件,说“钱放在某个保险柜里了,你帮我取出来给我”。银行的整套流程就瘫痪了,它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请求。杨某某要求学校处理,但又不跟对方见面,只通过辅导员和邮件单向沟通,这让学校也陷入了困境,因为没有现成的程序来应对这种情况。作者认为,这种维权方式和现有机制的错位,是导致事件一步步失控的根源之一。
高晴: 从个体的维权困境,到舆论场的双刃剑,再到高校的机构责任和学术诚信,武大图书馆事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多维度的观察和反思。它提醒我们,任何一个看似简单的社会事件背后,都可能牵扯着复杂的法律、道德、社会和制度议题。
若云: 没错。当一个热点事件牵扯到学术诚信,甚至引发对高校治理能力的质疑时,它就不再是两个学生之间的私事了。
高晴: 对,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甚至有专门的GitHub仓库,在逐条分析杨某某硕士学位论文里的问题,包括事实引用、数据、格式等等,据说很多指控都符合事实。
若云: 这就把问题的性质完全提升了。学术诚信是一所大学的生命线。如果一篇存在这么多硬伤的论文能够通过答辩、获得学位,那就不只是学生个人的问题了,而是对整个学术监督体系的拷问。所以作者也呼吁,应该依法依规严肃调查处理。
高晴: 而武汉大学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也确实让人有点看不懂。从一开始被舆论推着走,没充分调查就匆忙下处分,到后来又长时间沉默,官方微博还发一些被认为是在“站队”的内容。
若云: 这反映了高校在应对这类复杂舆情事件时的治理困境。它们既要面对汹涌的舆论,又要处理内部复杂的程序,还要顾及学校的声誉,往往会显得手足无措,进退失据。这种表现,无疑会损害学校的公信力。
高晴: 而且事件还被扯上了更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什么“欧美左翼思潮”、“境外NGO”之类的传闻都出来了。
若云: 对。所以作者的态度非常审慎,他强调这种问题是绝对的红线,必须由权威部门在充分调查和证据的基础上做出判断,绝不能靠捕风捉影的猜测来给人定性。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在讨论公共事件时,要警惕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为意识形态站队的倾向。
高晴: 我明白了。所以,武大图书馆事件,从一个看似简单的校园纠纷,一步步延展开,让我们看到了法律真相和舆论真相的巨大落差。
若云: 是的,也让我们看到了像辅导员录音这样的第三方关键证据,对于还原事实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高晴: 同时,它也像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展示了“诉诸舆论”这种维权方式的双重性,以及它可能带来的沉重社会代价。
若云: 而最终,这个事件暴露出的,是更深层次的高校治理、学术诚信,乃至社会思潮碰撞的问题。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个案本身。
高晴: 武大图书馆事件的跌宕起伏,远不止于一场简单的法律纠纷或道德审判。它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在真相的构建、舆论的引导、机构的担当以及个体权益保障方面所面临的深层挑战。当法律的边界与道德的底线模糊不清,当信息洪流裹挟着情绪奔涌,我们该如何坚守对事实的追问,对证据的审视,以及对复杂性的理解?这场事件最终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关于谁对谁错的争论,更是一个沉重的提醒:在一个高度互联却又极度碎片化的世界里,抵达“真相”的路径,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漫长而曲折,需要我们每个人,以及每一个社会机构,付出更多审慎、耐心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