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媛诬告事件：特权、恶行与系统性纵容
Xu Stan (A梦)
3
8-11苏哲: 最近武汉大学杨景媛这个事儿，真是越看越让人心里发堵。一开始可能还以为就是个网络纠纷，但越挖越深，发现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口角之争，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人格里最扭曲、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东西。
暮歌: 对，这个案例从心理学角度看，简直太典型了。她身上那种自恋、缺乏共情、还有极强操控欲的“黑暗三角”人格特质，几乎贯穿了整个事件。而且最可怕的是，她好像总能获得一些“特殊对待”，比如从三本一路保研到名校，这种经历似乎让她产生了一种幻觉，觉得规则就是可以被她踩在脚下的。
苏哲: 嗯，你说的这个“特权幻觉”是个关键。从一个不那么好的本科，到保研武大，再到后来论文有点问题还能去香港读博。这种一路绿灯的经历，是不是就在不断地给她心理暗示，告诉她“你跟别人不一样，规矩对你无效”？
暮歌: 完全是这样。这种经历会极大地强化她的自我膨胀感。所以当她在男厕所偷拍被质疑后，她非但没有丝毫愧疚，反而还在网上高呼什么“大东方威武”，那种心态翻译过来就是：“你们能把我怎么样？”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嚣张了，而是一种长期被“破格”对待后，形成的对规则的极度蔑视。
苏哲: 我明白了。但比这种蔑视规则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她那种对生命的冷漠。我看到资料说，她会很轻佻地去调侃性暴力，甚至拿自杀自残的话题开玩笑。这已经超出了“开玩笑”的范畴了吧？
暮歌: 这已经不是开玩笑了，这是典型的共情能力缺失。一个正常人，是无法把别人的痛苦当成戏谑的谈资的。最极端的例子是，当那个被她诬告的受害者的亲属，因为网络暴力去世之后，她做了什么？她居然在社交媒体上高调炫耀自己通过了法律考试。这简直就是把别人的葬礼，当成了自己的庆功会。这种行为，已经非常接近心理学上讲的反社会人格特征了，就是对他人彻骨的冷漠。
苏哲: 哇，把别人的葬礼当成自己的庆功会……这个说法太精准了，也太让人毛骨悚然了。而且她对那个同校的肖同学，那种恶意诬告，败诉了之后还要在网上公开说“想去哪所学校我都举报”，摆明了就是要毁掉别人的一生。
暮歌: 是的，这展现出了一种极致的操控欲和毁灭倾向。苏春莉律师有个说法特别到位，叫“文明外衣下的野蛮”。就是说，她用的手段，比如举报、起诉，表面看都是合法的，是文明社会赋予每个人的权利。但她把这些权利，当成了包裹着恶毒诅咒的武器，用来对人进行精神上的虐待和追杀。这种“合法伤害”，有时候比赤裸裸的暴力更让人绝望，因为它让你有苦说不出。
苏哲: 通过你刚才的分析，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恶的生成逻辑。但是，话说回来，一个人的恶能发展到这种地步，真的仅仅是她自己的问题吗？我感觉在整个事件里，很多本该踩刹车的环节，好像都失灵了。
暮歌: 你说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苏春莉律师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制度性纵容”。她认为，杨景媛的恶之所以能从一个小火苗演变成一场燎原大火，就是因为每一个本该制止她的环节，从高校到法律，再到社交平台，都选择了默许，甚至是放任。
苏哲: 我们先说高校吧。按理说，一个学生在学校里有偷拍、发表不当言论这些行为，甚至学术上还有瑕疵，学校不该管管吗？但好像这些事儿都没影响她的前途。是不是很多高校都觉得，学术是学术，品德是品德，两者可以分开看？
暮歌: 这确实是很多高校存在的误区。当学校对一个学生的品行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只是不痛不痒地处理一下，实际上就是在向这个学生，乃至所有学生传递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道德的红线是可以闯的，只要你的学术成绩够好，一切都可以被原谅。这种态度，无疑是助长杨景媛特权意识和规则蔑视的催化剂。
苏哲: 那法律呢？法律总该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吧。可法院最后只判了赔偿五万块钱。说实话，五万块钱跟一个家庭遭受的毁灭性打击相比，这简直是杯水车薪。这种判决，是不是会让作恶的人觉得，我干了这么大的坏事，成本也就这么点？
暮歌: 这就是法律震慑力缺失的体现。判决结果出来后，杨景媛几乎是立刻就“下单”了新一轮的举报，继续去迫害受害者。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判决对她毫无震慑作用。这种“作恶成本过低”的司法现实，客观上不仅没能伸张正义，反而削弱了法律的权威，甚至变相鼓励了加害者继续作恶。
苏哲: 还有社交平台。杨景媛那些出格的言论，很多都是在微博上发的。平台难道就看不到吗？为什么不能早点禁言或者封号？如果当时就把她的账号封了，是不是后面很多事就不会发生了？
暮歌: 这背后可能就是“流量至上”的逻辑在作祟。对平台来说，争议性言论往往能带来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度。在商业利益面前，平台的社会责任感就被排在了后面。他们对这种“口嗨”行为的放任，实际上就为这种侵害他人尊严和情感的言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起事件可以说就是特权、恶行与系统性纵容共同酿成的一场悲剧。
苏哲: 从高校的失守，到法律的轻判，再到平台的纵容，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制度性纵容”链条。而这条链条最终催生出的，就是苏春莉律师提到的那个概念——“合法暴力”。
暮歌: 没错，“合法暴力”这个词，真是一针见血。它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施暴者用的每一种手段，表面看都是正当的，比如起诉、举报。就像苏律师说的，这跟东野圭吾小说恶意里的情节很像，反派就是用一种看起来极其规范、合理的方式，去实施最极端的恶。这种方式极具欺骗性，让受害者百口莫辩。
苏哲: 你刚才提到恶意，那个感觉确实很像。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行径，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里，“恶”的形式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辨认？
暮歌: 的确如此。它侵蚀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当本该用于维护正义的工具，被用来作恶时，人们就会开始怀疑规则本身。苏律师还提到了一个“恶的演化轨迹”的比喻，我觉得非常形象。她说，当第一次在厕所偷拍没有被严厉制止，第二次发表性暴力言论没有受惩戒，第三次拿自杀当笑话也被轻轻放过，那么最终发展到要对一个人的命运进行“终身追杀”，就成了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苏哲: 这个演化轨迹的比喻，就像是“破窗效应”的真人版。一扇窗户破了没人修，很快就会有更多的窗户被打破。一个小恶被容忍，就会滋生出更大的恶。
暮歌: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苏律师最后甚至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呼吁，她说，如果从受害者遭受的痛苦程度来衡量，杨景媛的行为已经逼近故意杀人。她呼吁应该把“诬告致人死亡”按故意杀人罪来论处。这个提法虽然大胆，但也反映出我们现行法律，在应对这种“精神谋杀”时，确实存在着滞后和无力感。
苏哲: 确实，法律如何防范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成伤人的武器，这真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聊到这里，杨景媛事件带给我们的除了震惊和愤怒，更多的应该是警示。它就像一面镜子，我们每个普通人，能从中学到什么，来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或者无意中的帮凶呢？
暮歌: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首先，它提醒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信息真假难辨的时代，一定要守住自己内心的道德判断力。不要被那些哗众取宠的言论带偏，不要轻易站队。杨景媛早期那些打着“率真”幌子的言论，如果当时更多人能用基本的是非观去识别和抵制，也许就能阻止恶的蔓延。
苏哲: 嗯，保持清醒的道德判断。但很多时候，当一个事件发酵后，网络舆论很容易失控，甚至演变成网络暴力。我们怎么才能在表达正义感的同时，又避免自己成为那种“合法伤害”的实施者呢？
暮歌: 这就要求我们理性参与，守住边界。即便我们是出于正义感，也要警惕“人肉搜索”和过度的网络攻击。因为一旦越界，我们自己也就成了施暴者。同时，这件事也提醒我们，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有清晰的边界感，尊重他人的隐私和尊严，这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教养。
苏哲: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受害者的遭遇也让人非常心痛。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提醒吗？比如，当自己或者身边的人遭遇不公和网络暴力时，我们该怎么办？
暮歌: 这就凸显了心理健康和支持系统的重要性。一方面，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情绪变化，在遭遇巨大压力时，要勇敢地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或者亲友的支持。另一方面，作为旁观者，当我们看到有人遭遇不公时，一句简单的关心，一次力所能及的发声，都可能成为防止悲剧发生的关键力量，而不是冷漠地围观，甚至落井下石。
苏哲: 我明白了。无论是提升自己的道德判断力，还是构建一个更有温度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些好像都是从我们“小我”层面可以做出的努力。这些努力汇集起来，是不是就能推动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暮歌: 当然。这就好比一个生态系统。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提升自己的共情能力，去理解他人的处境；都去锻炼自己的批判性思维，不盲从网络上的声音；都增强一点公共责任感，在看到不公时，敢于发声。当每一个“小我”都成为一个健康的细胞，整个社会的免疫力自然就增强了。
苏哲: 聊到这里，我们今天对杨景媛事件的探讨也差不多了。回顾一下，我们能从中提炼出几个非常关键的洞察。
暮歌: 嗯，首先最直观的，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体之恶是如何演化的。杨景媛的案例，清晰地画出了一条从“小恶”到“大恶”的轨迹，其背后是她人格深处的严重扭曲，而这种扭曲又在一种“特权幻觉”的助推下，不断地突破底线。
苏哲: 是的。其次，我们看到了“制度性纵容”和“合法暴力”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高校、法律、社交平台等环节的集体失守，为恶行提供了温床，甚至让加害者可以利用合法的程序去实施精神上的虐杀。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其杀伤力巨大，也暴露了我们现有体系的漏洞。
暮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对我们每个人的警示。它告诉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坚守道德、理性发声、并且构建一个更具同理心和支持力的环境。这种从“小我”到“大我”的责任感，是防止悲剧重演的根本。
苏哲: 杨景媛事件是一面赤裸裸的社会切片，它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幽暗与制度的缺位，更迫使我们直面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一个高度互联、信息爆炸的时代，当个体之恶披上“合法”的外衣，当制度的缝隙被恶意钻营，我们社会抵抗恶的“免疫系统”究竟该如何升级？这不仅仅是修补漏洞、完善法律的问题，更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能否在喧嚣中保持清醒，在冷漠中保有温度，在诱惑面前坚守良知？只有当每个个体都成为抵御恶的坚实防线，当社会机制真正做到“零容忍”并及时干预，我们才能期待一个真正让善有光芒万丈、让恶无所遁形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