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曼：自由软件理想与GNU计划的缘起
Gary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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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Ianwang: 我们每天都在和各种各样的软件打交道，从手机上的App到电脑里的操作系统。我们点击、滑动、使用，但很少会去想一个问题：这些软件，它们应该是自由的吗？这里的“自由”，指的不是免费，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关于分享、修改和控制的权利。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人的故事，一个最早为数字世界的自由敲响警钟的人。他的名字叫理查德·斯托曼。
Ianwang: 理查德·马修·斯托曼，出生在四十年代末的纽约。他从小就展现出一种非常惊人的数学和逻辑天赋。不过呢，跟很多天才少年一样，他的性格也比较孤僻，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更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跟各种谜题和书籍作伴。他跟计算机的缘分，也开始得很早。还在青少年时期，他就已经把IBM 7090这种大型计算机的说明书给啃下来了。高中毕业后，1970年的夏天，他去IBM纽约科学中心实习，用当时流行的Fortran语言写程序，效率高得惊人，很快就完成了任务。那剩下的时间干嘛呢？他没闲着，自己动手写了一个文本编辑器，还有一个预处理器。这种行为，其实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实习生的范畴，充分展现了他对编程那种纯粹的热爱和惊人的创造力。
Ianwang: 可以说，斯托曼的早年经历，给我们画出了一个天赋异禀、而且极度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形象。他对技术不仅有热情，更有种天生的、超乎常人的学习和创造能力。这种自我驱动的模式，为他后来在计算机领域取得的成就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也预示了他将来，绝不会是一个安于现状、墨守成规的人。
Ianwang: 然而，真正塑造他技术理念和人生轨迹的，并不是这段在IBM的实习经历，而是他后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也就是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后，所经历的那段“黄金时代”。
Ianwang: 1971年，斯托曼加入了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那地方在当时，简直就是程序员的乌托邦。整个计算机社区，特别是他所在的那个团队，都信奉一种后来被称为“黑客文化”的精神。这里的“黑客”，可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贬义词，而是指那些技术狂热、乐于探索和分享的顶尖高手。在那个黄金时代，信息就应该像空气一样自由流动。程序员们自由地分享彼此的源代码，互相学习，一起协作开发。甚至，当时很多计算机公司，也常常会发布可以自由使用的软件。这种开放、非商业化、以技术和思想交流为核心的文化，深深地刻在了斯托g托曼的骨子里，成了他心中理想社会的原型。
Ianwang: 所以你看，这段时期对斯托曼来说，远不止是技术能力的飞速提升。更重要的是，他亲身体验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什么样的。他看到的是一个基于共享、信任和共同进步的微型社会，而代码和知识的自由流动，就是这个社会的心脏。这种体验在他心里播下了一颗种子。换句话说，这种协作带来的纯粹快乐，被他内化成了一种普世的理想，也构成了他日后所有哲学思考的真正起点。
Ianwang: 其实这种“自由流动”的理念，和他童年时对知识的热爱、对解谜的执着，可以说是不谋而合的。在他看来，代码不只是冷冰冰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知识的一种载体。而知识的本质，不就是为了共享和探索吗？所以，MIT的这种协作文化，不仅满足了他作为一个技术天才的好奇心，更完美契合了他内心深处的伦理观念。这让他把“共享”，定义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正确”。这也为他后来对“自由”的激烈捍卫，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
Ianwang: 然而，这种美好的乌托邦，就像历史上所有的黄金时代一样，并没能永远持续下去。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很快就面临了严峻的挑战。
Ianwang: 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一股软件商业化的浪潮席卷而来。一夜之间，绝大多数的软件都开始以一种叫“专属软件”的形式出现。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点专业，但说白了，就是软件开始有“所有权”了。它的源代码被牢牢锁起来，成了一个黑盒子。用户只能使用，但你不能去理解它内部的原理，更别提修改它了。各种各样的许可和限制，被加在了软件上，目的只有一个：禁止和阻止用户之间的合作与分享。
Ianwang: 这种商业模式的转变，在斯托曼看来，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行为。这是一种对技术伦理和人类合作自由的根本性侵犯。他感受到的是一种理想的崩塌，他所珍视的那种“合作精神”，那种美好的社会形态，正在被商业利益一点点地侵蚀和摧毁。所以，专属软件的出现，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商业模式变了，更是他所坚信的理想社会遭到了破坏。这种对伦理和自由被破坏的切肤之痛，最终促使他必须站出来做点什么。
Ianwang: 这种从“共享”到“专属”的转变，影响其实非常深远。它不仅仅是改变了软件的生产和分发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们普通用户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它把我们从一个可以积极参与、甚至共同创造的角色，变成了一个只能被动接受的消费者。这就从根本上扼杀了技术创新和知识普及的巨大潜力，也削弱了社群的力量。斯托曼所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潜在的、对整个数字时代人类自由和创造力的长远威胁。
Ianwang: 面对这种在他看来近乎“侵犯”的行为，斯托曼没有选择沉默，也没有选择妥协。他决定采取行动，将自己的哲学付诸实践。
Ianwang: 1983年，斯托曼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也深刻影响了后来整个计算机世界的决定：他启动了GNU计划。GNU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是“GNU’s Not Unix!”的缩写，一个典型的黑客式幽默。他深受刺激，在他看来，自己写的不是商品，而是在创造知识，而知识，理应属于全人类。他把发起这个计划，看作是捍卫软件自由和合作精神的一场必要的战斗。
Ianwang: GNU计划的启动，可以说是斯托曼对那股商业化浪潮的直接反击，也是他把个人哲学转化为实际行动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项目，它更是一场旨在捍卫软件自由和合作精神的社会运动的开端。这个决定，也标志着斯托曼彻底从一个顶尖的程序员，转型为一位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行动者。他要做的，是凭借一己之力，重建他心中那个理想的、自由的数字社会秩序。
Ianwang: 斯托曼的故事和GNU计划的诞生，为我们今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思考。
Ianwang: 所以，我们回顾整个故事，能得到哪些核心的启示呢？我觉得，大概有这么三点。首先，斯托曼之所以对自由软件有如此执着的信念，根本上源于他早年在MIT亲身体验到的那种“共享”与“协作”的快乐。这成了他所有价值观的基石。其次，他看待软件商业化的角度很特别。他认为这不只是商业模式变了，而是一种对社会合作精神和知识自由的伦理侵犯。正是这种道德上的危机感，促使他必须行动。最后，GNU计划，就是他的个人哲学与时代挑战激烈碰撞后的产物，它标志着一场为了捍卫数字自由而战的伟大运动的开始。
Ianwang: 斯托曼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先驱的传记，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技术发展与人类价值观之间那种永恒的张力。当代码从自由流动的知识，变成被一把锁牢牢锁定的商品时，我们失去的究竟是什么？是单纯的使用权，还是更深层的、那种构建一个开放与协作社会可能性？或许，对“自由”的追求，在今天的数字时代，依然是我们人类最核心的命题之一。而斯托曼，正是那个最早为数字自由敲响警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