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内卷：从结构性困境到“个人企业”破局
A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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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原野: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可能戳中很多人的词——“内卷”。说真的，这个词现在已经有点被说烂了，但那种感觉我们都太熟悉了：就是你感觉自己像个仓鼠，在轮子上拼命地跑，轮子越转越快，但你发现自己其实一步都没往前挪。
晓曼: 嗯，这个比喻太形象了。而且我们今天想聊的，可能要跳出那种“你得更努力”或者“干脆躺平”的简单二元对立。其实“内卷”背后，是一套非常深刻的经济学逻辑。你想想看，义乌小商品市场，和冰岛某个瀑布旁边唯一的餐厅，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原野: 区别大了。义乌那是成千上万个商家在卖几乎一样的东西，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价格战能打到骨折。冰岛那个餐厅，方圆几十里就他一家，爱吃不吃，价格他说了算。
晓曼: 这就对了。这个对比一下就点出了内卷的本质：它不是个人努不努力的问题，而是你所处的市场结构决定的。义乌那种“同类密集、切换成本低”的环境，必然导致残酷的低价竞争，大家只能拼命压榨自己的时间和成本，这就是内卷。而冰岛餐厅那种“垄断性供给”，根本就不存在内卷的土壤。
原野: 我明白了。所以我们感觉累，不是因为我们懒，而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其实都身处一个“义乌式”的市场里。
晓曼: 完全正确。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寓言，就是“海岛捕鱼”的故事。当一个岛上的渔民发现，用现有的渔网（也就是技术和模式），打到的鱼越来越少，增长到了瓶颈，这时候他有两个选择。方案A，是花时间去研究、去造一张更先进的网，实现技术突破。方案B，就是不换网，但每天多花几个小时去打鱼，用延长工时和加大体力投入来弥补。
原野: 方案B，不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干的事吗？所谓的“996”，本质上就是方案B。
晓曼: 正是如此。方案B就是内卷的生动写照。当技术和模式没有根本性突破时，整个系统就会滑向通过加大劳动投入来进行低水平竞争的轨道。你付出的越来越多，但回报的增长却远远跟不上，普遍的疲惫感就这么来了。
原野: 好，这个经济学解释我听懂了。但为什么感觉中国的内卷问题，好像比其他地方都要更严重、更普遍？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晓曼: 这就触及到核心了。中国的内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学底色，我称之为“双重挤压”。在顶层，我们有国家层面的“赶超”战略，为了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会通过政策引导和巨额补贴，让社会资本和资源快速涌入一个赛道。这在短期内确实能创造产业奇迹，但长期看，也容易造成政策性的产能过剩和极端同质化的竞争。
原野: 也就是说，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就可能无形中创造出很多个“义乌”。
晓曼: 可以这么理解。而在底层，过去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围绕GDP增长的“锦标赛”模式，大家都在拼招商引资，导致全国各地的产业园高度雷同，都在建一样的工厂，生产一样的产品。这就等于在宏观层面，复制了无数个“小义乌”。再加上政策的某些不确定性，会让企业更倾向于“短平快”的商业模式，而不是花大钱、花长时间去做研发创新。当创新这条路不好走的时候，压榨人力成本就成了最直接、最方便的选择。
原野: 我明白了。所以是顶层的宏大目标和底层的市场压力，像拧麻花一样，把我们拧在了一起，最终把竞争赛道给限定死了，而我们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就成了最终的承压方。
晓曼: 对。普通劳动者会发现，自己要付出比父辈多得多的努力，可能还达不到预期的回报。而且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速度，没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导致大家“预防性储蓄”的意愿很强，不敢消费，害怕失业，宁愿在一个不满意的岗位上“卷”，也不敢轻易跳槽。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很低的“容错率”，让个人在宏大的结构面前，显得特别脆弱。
原野: 唉，所以理解了这些经济和政治根源，再回头看我们每天感受到的那种焦虑和无力感，就感觉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了。不过，这种压力除了经济层面，好像更多地是渗透到了我们的心理层面。
晓曼: 当然。我们刚才分析了资源的稀缺，但更可怕的是，我们心理上对“稀缺”的感知，正在被技术和社会结构无限放大。过去，我们比的是谁？是身边的同事、邻居、同学，这个参照系是有限的。
原野: 是的，最多就是“隔壁老王家的孩子”。
晓曼: 但现在呢？社交媒体，像朋友圈、小红书、抖音，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全景式的成功剧场”。我们被迫要跟全国，甚至全世界那些经过精心美化、剪辑过的“人生巅峰”去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比较。
原野: 这个我太有感触了。刷刷朋友圈，感觉身边的人不是在环球旅行，就是在搞什么副业赚大钱，要不就是孩子又考了第一。再看看自己，就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晓曼: 这就是“相对剥夺感”急剧增强了。即使你的绝对生活水平可能是在提高的，但因为参照系被无限拔高，你反而会产生一种“体感贫穷”。成功的标准在“通货膨胀”，为了维持一种看起来的“体面”，不被同龄人落下，你只能不断地加码，卷入一场你永远赢不了的“军备竞赛”。
原野: 而且这种心理压力，还叠加上了代际之间的矛盾。我感觉我父母那辈人跟我讲的那些“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大道理，在我这儿好像失灵了。
晓曼: 这就是“代际契约的断裂”。你父母那辈，也就是五零后到七零后，他们经历了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量时代”，那时候遍地是机会，努力了大概率有高回报。但等到我们这代人，特别是九零后、零零后进入社会，面对的是“红利末期”和“存量博弈”的时代。你付出更多，回报却远不及预期，甚至你拼尽全力，都很难维持住父辈那样的社会地位。
原野: 所以父辈的奋斗故事，在我们听来，有时候会觉得有点空洞，甚至有点讽刺。所谓的“躺平”，可能就是对这种契约断裂的一种无声抗议吧。
晓曼: 是的。这种巨大的落差，催生了一种“被时代辜负”的集体情绪。我们这代人的内卷，很多时候不是为了开拓增量，而是为了“守护存量”，是一种防御性的、充满焦虑的竞争。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更冰冷、更底层的逻辑在起作用，就是资本形态的变化。
原野: 资本形态？你是说，现在的资本和以前不一样了？
晓曼: 完全不一样。传统的产业资本，比如开个工厂，它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获利的，工人的经验和技能是有价值的，熟练工比新手值钱。但你看看现在的平台资本和金融资本，它们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是通过算法和网络效应，追求一种极致的“去人化”效率。
原野: “去人化”效率？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吓人。怎么理解？
晓曼: 它的目标，是消灭一切“中间摩擦力”。而富有经验、充满个性的“人”，恰恰是系统里最大的“摩擦力”。所以平台会通过标准化的流程、量化的KPI、评分体系，让你的个人经验和独特技能变得不那么重要。你被“去技能化”了，变成了一个可以被算法随时调配、随时替换的“零部件”。
原野: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像外卖骑手，他们的路线、时间都被算法规划好了，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规则下跑得更快。还有网约车司机，他们的接单、评分，也都是被一个系统控制着。
晓曼: 对。在这种逻辑下，平台利用它的垄断地位进行价值榨取，而劳动者被锁定在平台里，除了在算法的规则下卷得更快、更久、更顺从，几乎没有议价能力。这种内卷，比工业时代的内卷更彻底、更冰冷，因为它在底层逻辑上，就在试图抹去“人”的价值。
原野: 听你这么一说，感觉我们像是被一张由经济、政治、心理和技术编织起来的巨大网络给困住了，有点绝望。那我们还有出路吗？难道只能这么一直“卷”下去？
晓曼: 当然有出路，但它一定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的改革。这绝不是靠个人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首先在宏观战略层面，就要进行“反路径依赖”的改革。比如，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不能再只看GDP了，要把民生福祉、创新能力、劳动者收入这些指标都加进去。
原野: 也就是指挥棒要变，不再鼓励那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扩张。
晓曼: 是的。同时，必须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想办法提高劳动报酬在整个国民收入里的比重。更重要的是，要下大力气去建设和完善社会安全网，特别是养老和医疗。只有让老百姓没有了后顾之忧，大家才“敢花钱”，高储蓄率才能转化为真实的消费需求，这才能为经济提供新的、健康的动力。
原野: 这个我理解，就是让大家心里有底，敢于消费，也敢于去追求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被不安全感绑架。那在产业和市场层面呢？怎么才能让企业也走出那种低价竞争的“内卷”怪圈？
晓曼: 关键是激励“真创新”。我们必须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大幅提高侵权的成本，这样企业才愿意投入长期的研发，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去开辟那些高附加值的蓝海市场。同时，要打破垄断，给中小企业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它们才是就业的“毛细血管”和创新的重要源泉。
原野: 还有一点，劳动法。我们有很好的法律，但执行层面似乎……
晓曼: 你说到点子上了。必须强化劳动法的执行力度，让“八小时工作制”、“双休”这些基本的劳动者权益得到真正的落实。这表面上看是增加了企业成本，但实际上是倒逼企业去通过提升管理水平和技术效率来求发展，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压榨劳动力。
原野: 这些改革听起来都非常宏大，需要顶层设计的大智慧。那从我们更贴近的文化和教育层面呢？是不是也需要一些改变，来破除“内卷”的文化根基？
晓曼: 当然。教育评价体系的改革，是撬动整个社会“破卷”的关键支点。我们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更多元的成才路径和评价标准，打破“唯分数论”、“唯学历论”的魔咒。要让整个社会和家长们都认识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为不同天赋的孩子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
原野: 是的，不要千军万马都去挤高考那座独木桥。
晓曼: 同时，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倡导一种更健康的工作与生活文化，要旗帜鲜明地反对“996是福报”这种扭曲的价值观，让“会生活、会休息”成为一种受尊重的社会风尚。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崇拜工作狂。
原野: 听你讲完这些宏观的破局之道，我感觉有了一点希望，但又觉得这些改革离我们普通人太遥远了，好像短期内很难指望。那在这些系统性问题解决之前，我们作为个体，能做点什么来自救呢？
晓曼: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最核心的部分。个体确实无法对抗系统，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和系统的关系。这里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心法，就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个人企业”，英文叫“Me, Incorporated”。
原野: “个人企业CEO”？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意思是，我不再是某个公司的雇员，而是我自己的老板？
晓曼: 对！你要从“公司雇员”的思维里跳出来。你现在任职的公司，只是你这家“个人企业”目前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客户”。你的目标，不再是取悦老板，而是提升你这家“Me, Inc.”的核心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长期的盈利能力。
原野: 哇，这个身份一转变，感觉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这家“个人企业”的核心产品是什么？
晓曼: 你的核心产品，就是你独特的“技能组合”。你要像经营一个产品一样，持续地对它进行研发（学习新技能）、迭代（在实践中深化）和营销（建立个人品牌）。你的工资，也不再只是用来消费的，它是你这家企业的“运营收入”，你需要从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再投资”，比如投资学习、投资健康，还要建立一笔“风险储备金”。
原野: 我明白了。这等于把人生的计分板，从别人手里拿回到了自己手里。不再是等别人来定义我的价值，而是我自己来经营我的价值。那在具体的运营上，比如怎么管理我的时间和财富呢？
晓曼: 这就要实现两个转变。第一，是从“时间消费者”转变为“精力投资者”。比时间更稀缺的，是你高质量的精力。你要识别出自己的“黄金精力时段”，把它们用在那些真正能让你增值的成长性活动上。同时，要把休息看作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为你的精力账户充电。
原野: 这个我同意，有时候磨磨蹭蹭工作一天，效果还不如精力充沛时高效工作两小时。那财富观念呢？
晓曼: 第二个转变，是从“劳动收入依赖者”转变为“微型资本家”。我们积累财富的第一个目标，不应该是消费升级，而是购买“选择权”。也就是说，当你的“睡后收入”，也就是非劳动收入，能够覆盖你的基本开支时，你就获得了拒绝一份不合理工作的自由，你就有了“说不”的底气。
原野: 这个太关键了。有了选择权，才能真正跳出那个“不得不卷”的循环。不过，这种“个人企业”的模式，会不会让人变得很孤立？好像一切都得靠自己。
晓曼: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个人企业”绝不等于原子化的孤军奋战。恰恰相反，一个真正独立的CEO，更需要懂得如何构建深刻的连接。你需要主动管理你的“信息食谱”，远离那些贩卖焦虑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去建立一些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观的“支持性社群”，去培养一些纯粹为了快乐的“无用”的爱好，它们是你精神世界的“湿地”。
原野: 我明白了，就是不能只有工作这一个身份标签，还要有很多其他的连接，来滋养自己。
晓曼: 是的。同时，要加倍投资你的“强连接”关系，比如家人、挚友，他们是你遭遇系统性风险时的最终安全网。并且，你要主动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环境，比如对手机进行极简改造，定期“断网”进行高质量的独处，不断地向内看，校准自己的人生方向。这才是对抗外部噪音和压力的根本方法。
原野: 所以，从“公司雇员”到“个人企业CEO”的转变，其实是一场夺回人生主动权的个人革命。它要求我们重塑认知，优化行动，还要构建自己的支持系统。
晓曼: 没错。这背后其实点明了一件事，中国的内卷，它本质上是由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发展阶段和社会心理共同作用形成的一个结构性困境。要破解它，既需要一场深刻的、多维度的系统性改革，也需要我们每个个体从内部觉醒。
原野: 我想，这场关于“内卷”的讨论，其实就像一面棱镜，折射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结构性张力，和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焦虑。我们从宏大的视角理解了它为什么如此普遍和消耗，也看到了系统性破局的复杂和艰难。然而，真正决定我们能否走出困境的，或许不仅是顶层设计的智慧，更是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个体，在看清真相之后，那种敢于打破固有思维，主动为自己的人生重新掌舵的勇气。将自己视为“个人企业”的CEO，并非是鼓励原子化的单打独斗，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负责和有策略的生存智慧。它提醒我们，即便身处巨浪之中，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如何挥动自己的船桨，如何调整自己的航向。这场“反内卷”的旅程，最终指向的，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更是人性的回归——让我们在喧嚣与消耗之中，重新找回属于我们自己的价值、意义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