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失落三十年”：普通人的职业“错题本”，出海寻生机
Librae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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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晓曼: 你可能听说过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这个词听起来就像一个宏大的、冷冰冰的经济学概念。但你有没有想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经济的列车突然失速，它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保住眼前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还是忍痛割肉，为更长远的未来铺路？今天，我们就来翻开日本这本厚重的“人生参考书”，或者说，“职业错题本”，看看它在泡沫破裂后走过的路，那些痛苦的抉择，以及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普通人，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被改写的。这不仅仅是日本的故事，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可能也需要思考的未来。
晓曼: 1989年，当日本的经济景气指数冲到历史最高点时，几乎没人预料到一场史无前例的衰退即将来临。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普遍都觉得这不过是市场的小幅调整，损失的只是还没到手的“纸面富贵”。企业还在疯狂投资，员工的工资还在大幅上涨，所有人都沉浸在经济很快就会复苏的乐观情绪里。但现实的耳光很快就扇了过来。到了1993年，日本的GDP出现了近二十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失业率也从过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2%以下，迅速跳升到了3%。对很多日本人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失业的恐惧。
晓曼: 面对这种恐慌，日本政府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抉择：不惜一切代价，保就业。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就业率保卫战”就此打响。政府通过推动企业间的兼并重组，甚至亲自下场牵线搭桥，让那些快要倒闭的小企业抱团取暖。同时，他们还修改劳动法，鼓励企业更多地雇佣合同工，而不是成本高昂的终身制正式员工。可以说，通过一系列行政手段，日本硬是把失业率压在了5%这条红线以下。
晓曼: 从表面上看，这个策略是成功的，它避免了社会性的大动荡。但实际上，日本在一开始就犯下了一个严重的战略性失误：他们把一场结构性的深度危机，当成了一次短暂的感冒来治。这种“保就业”的核心逻辑，是通过行政干预，强行延缓了本应被市场淘汰的企业破产和产能出清。
晓曼: 这种做法，在深层次上固化了旧的经济结构，并且向整个市场传递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别怕，就算你经营不善，最后也会有政府来兜底。这种预期一旦形成，企业哪里还有动力去搞什么痛苦的转型和创新呢？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失灵了。这就为后来日本经济中大量“僵尸企业”的出现，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埋下了一颗巨大的定时炸弹。但这种看似成功的维稳，代价是什么呢？这些代价就像慢性病，开始慢慢侵蚀日本经济的肌体。
晓曼: 为了保住就业，避免企业大规模破产，日本经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留下了很多难以愈合的伤口。最典型的就是“僵尸企业”的泛滥。大量本该倒闭的亏损企业，在政府主导的“大吃小”合并或者“抱团取暖”中存活了下来。这些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连银行贷款的利息都付不起，只能靠着一轮又一轮的银行贷款续命。在最高峰的时候，这类僵尸企业竟然占到了日本企业总数的20%。
晓曼: 海量的资金，没有被投向代表未来的高科技研发，而是源源不断地输血给这些僵尸企业。这直接导致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日本完美错过了90年代那场由互联网、个人电脑和移动通信引领的全球科技革命。当美国在高科技领域一骑绝尘的时候，日本的科技产业投资却在锐减，企业的研发意愿也大幅降低。最终，它在曾经引以为傲的半导体等关键领域被韩国等国家超越。甚至，连曾经被誉为“日本之光”的东芝，最后也沦为了日本最大的僵尸企业之一。
晓曼: 所以你看，表面上成功的“保就业”政策，实际上是以牺牲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潜力为代价的。这个策略像一个巨大的泥潭，不仅把无数僵尸企业陷在里面，还把整个日本的金融体系也拖了进去。银行因为无法处理堆积如山的不良贷款，最终在1998年爆发了大规模的破产潮。
晓曼: 那为什么日本会做出这种选择呢？这和它独特的企业文化有很大关系。所谓的“终身雇佣制”和企业之间盘根错节的“共生关系”，让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强烈的执念，那就是不能轻易裁员，不能让企业倒闭。这就好比一支护航船队，为了不让任何一艘船掉队，整个船队的速度都由最慢的那艘船决定。这种宁可牺牲效率也要保全整体的思路，导致日本没能像美国那样，在同期通过残酷但高效的市场机制，完成产业的更新换代。
晓曼: 这种宏观层面的政策失误和产业转型困境，最终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落在了日本社会最年轻、最有活力的一代人身上。
晓曼: 泡沫破裂之后，日本企业为了自保，几乎集体放弃了对大学毕业生的培养，转而优先保障那些已经有工作经验的群体。这直接催生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就业冰河期”。从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间，大学生的就业率从泡沫时期的85%一路暴跌到55%。这一代在90年代毕业的年轻人，后来被称为“就业冰河世代”或者“寒冬一代”。他们不仅找不到好工作，还要背负着社会上“不努力的70后”这种误解和指责，很多年轻人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导致那个时期的青年自杀率都开始飙升。
晓曼: 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扭曲。曾经在泡沫时代被认为是“人生失败组”才会选择的公务员，突然之间因为稳定、不会失业，成了年轻人眼中的香饽饽，引发了全民考公热。但好景不长，随着政府财政的恶化，公务员的好日子也很快到头了，降薪、缩编接踵而至。不止公务员，就连教师、医生、工程师这些曾经备受尊敬的职业，也因为少子化、医保控费改革和制造业的衰退，集体陷入了高强度加班、低薪和巨大压力的困境。教师甚至被称为“黑色职业”，而工程师则面临着“理工科劝退潮”。
晓曼: “就业冰河期”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让整整一代年轻人的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步履维艰，长期只能做低薪的临时工，更是在心理层面撕裂了社会。代际之间的矛盾、年轻人对社会的不信任感都空前加剧。那些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职业一个个失色，甚至走向“崩坏”，这背后反映的是经济下行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全面颠覆。
晓曼: 在经历了如此漫长而痛苦的经济停滞和社会阵痛之后，日本最终在海外市场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开启了一场“全民出海潮”。
晓曼: 面对国内市场严重的内卷和消费停滞，日本企业从90年代开始，开启了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全民出海潮”。这几乎成了当时日本经济唯一的黄金赛道。可以说，日本通过一套清晰的“三步走”战略，在海外再造了一个日本。
晓曼: 第一步，是优势产业抱团出海。像汽车、电子产品这些日本的拳头产业，它们组成产业联盟，集体把产能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市场更广阔的中国和东南亚。用海外赚到的利润，再反过来哺育国内的研发。
晓曼: 第二步，是全产业链出海。当生产基地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日本企业开始加大在海外的研发和营销投入，把整个产业链都搬了出去，从单纯的制造业扩散到服务业。
晓曼: 最后一步，是文化出海。以动漫、游戏这些强大的文化产品为载体，提升日本的国家品牌形象和产品溢价。后来我们熟知的“酷日本”（Cool-Japan）战略，就是这个思路的延续。这场出海潮不仅带动了日本旅游业和服务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晓曼: 所以，“全民出海潮”可以看作是日本在经济停滞期的一次非常成功的战略转型。它不仅帮助企业走出了困境，更重要的是，通过把中低端产能转移出去，保留并发展国内的高端产业，实现了经济的再平衡和产业升级。这扇窗户，也为当时深陷泥潭的普通日本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职业赛道和财富增长的机会。
晓曼: 日本的这段历史，特别是其“出海”的经验，为当下的中国提供了宝贵的镜鉴和启示。
晓曼: 从2023年开始，“出海”这个词又一次在中国变得火热起来。无论是企业的海外并购，还是海外招聘岗位的爆发式增长，似乎都在预示着，中国可能也正在迎来一个属于自己的“全民出海”时代。新能源汽车、互联网、消费电子这些行业，成了出海大军的先锋，市场对于那种既懂技术又懂海外市场的复合型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正在急剧增加。而95后这代更具全球化视野的年轻人，正成为这波浪潮的主力军。
晓曼: 借鉴日本的经验，越早投身海外市场的企业和个人，往往能获得越大的增量收益。很多人甚至认为，2024年就是中国的“全民出海元年”，高端制造业和品牌出海，将成为最大的增长点。而随着企业在海外的本土化改造，对技术类工程师和本土化运营人才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晓曼: 那么，在历史周期的回响中，我们究竟能从日本的经验中汲取怎样的智慧，又该如何把握住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机遇呢？
晓曼: 好了，聊了这么多，如果我们把日本这三十年的经验浓缩一下，会得到哪几条核心的启示呢？
晓曼: 首先，一个国家在经济下行初期，对形势的判断至关重要。如果把结构性危机当成短期问题来处理，用“保就业”这样的短期策略去拖延，很可能会牺牲掉长期的发展潜力，还会给金融体系埋下巨大的风险。
晓曼: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最终会以最直接的方式，报应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它可能导致整整一代人被牺牲，也可能让那些曾经稳如泰山的“铁饭碗”职业，一夜之间变得岌岌可危。
晓曼: 再者，当国内市场面临增长瓶颈时，“全民出海”确实是企业和个人寻求新增长的一条有效路径。它不仅能促进产业升级，也能为普通人创造改变命运的新机会。
晓曼: 最后一点，成功的出海战略，绝不是简单地把产品卖到国外。它需要多元化的布局，从产业出海到全产业链出海，再到文化出海，并且要进行深度的本土化改造，才能在全球市场的复杂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晓曼: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衰退故事，它更像是一部社会演变的沉重史诗，其中交织着宏观决策的失误、金融体系的脆弱、代际群体的挣扎，以及最终在绝境中寻找出路的勇气。当我们凝视日本过去的轨迹，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教训，更是一种深刻的提醒：时代洪流之下，没有一劳永逸的“铁饭碗”，也没有永远不变的“成功路径”。真正的智慧，或许在于我们能否在历史的镜鉴中，洞察周期、预判风险，并以更敏锐的嗅觉和更果敢的行动，去拥抱那些看似遥远，实则近在咫尺的时代机遇。毕竟，历史从不简单重复，但其内在的规律，总在无声地回响。